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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05-02 | 石飞：“首长接待日”冷清些好
●“首长接待日”冷清些好 作者：石飞
“警官，给我个号吧，让我见见市长。”一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拉着一名值勤警察，不断地哀求。在昆明市第二个“市长接待日”，近千名群众在接待地点等待着。该市首个接待日已发放接待号码1250个，为能拿到接待序号，几十名群众头天晚上就连夜排队等候，有的甚至打地铺露宿。按每月接待日接待100位计算，至明年3月才能完成已发号码受访市民的接待。（4月2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我认为，昆明“市长接待日”如此受热捧，并非什么好现象，倒令人疑窦丛生。首先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在如此众多的请求市长接待的群众中，真正必须有市长“拍板”问题才能解决的不会有多少，绝大部分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就能处理的事情。他们为什么非要“舍近求远”、“舍易求难”地“高攀”市长呢？很明显是因为基层和有关部门没有很好地尽职尽责把问题处理好，使问题向上集中，拥到了市长这里。从某种角度上来看，“市长接待日”受热捧的现象就是检举信，它在检举相关部门的作为不力或失职渎职。报道介绍，一位被接待的76岁老人，他的儿子被杀，法院判决了多年，至今却没有拿到判决赔偿款。显然是相关法院没有把事情处理好，逼着老人向市长求助。如果市政府各相关部门都能按照规定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做好份内工作，哪里还会有这么多市民自找麻烦、高攀市长？所以笔者以为，“市长接待日”不仅要帮助上访群众排忧解难，同时要记下相关部门的“流水”，追究其作为不力或不作为、致使群众上访的责任，并视情节给予必要的处罚，以增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，提高其为执政为民、办实事、办好事的自觉性。
其二，热捧“市长接待日”实质是热捧权力。报道说，首个“市长接待日”受理了上访100件，除其中9件不属于受理范围，其余91件信访事件的主体部门都按法定程序和相关政策进行了办理。既然有关部门都按规定办理了，群众为什么还要找市长，其主要目的不外乎两点，一是认为所办不公，请市长为民作主，责令重新办理；一是对处理结果不满意，希望市长“法外施恩”，变更既定结论。按说，如果相关部门都是按照规定办理的，市长也是“爱莫能助”的，因为市长不应该推翻部门依法行政的结果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，老百姓“权力至上”的情结依旧浓重，在许多人的眼里“权大于法”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（党委书记尤甚）无所不能，可以说颠就颠、说倒就倒。形成这种状况，既与中国源远流长的“官本位”、“权本位”的人治文化传统有关，也与当前一些地方主政官员“家长制”、“一言堂”的作派不无关系。可以说，昆明“市长接待日”受热捧，正是其社会法治氛围欠缺的反映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讲，笔者倒是希望，“市长接待日”冷清一些好。“市长接待日”的冷清，既说明基层和政府各部门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了，不需要找市长了，也说明社会法治观念增强了，人治观念淡化了，只要下面依法遵规处理好了的事情，往上找谁都是白搭。
最后需要声明一下，就本文的初衷而言，毫无诋贬昆明“市长接待日”的意思。“首长接待日”的做法并非昆明首创，其他地方多年前就搞过了，有的地方“上行下效”，层层级级、方方面面都搞“首长接待日”。不过，很少听说有坚持下来的，多是“秀”几场热闹就“熄火”了，是领导失去了热情和耐心而主动“歇场”，还是群众已经没有问题需要向“主政官员”反映？如果是后者，那倒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。现在昆明搞“市长接待日”，较之于那些“先行者”，当属“后来居上”，“后起之秀”。“首长接待日”应当肯定，且不要说能具体替老百姓解决多少具体问题，最起码是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、倾听百姓呼声的渠道。希望昆明的“市长接待日”不要像其他有些地方那样“昙花一现”，而能持之以恒地坚持“接待”下去。
“警官，给我个号吧，让我见见市长。”一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拉着一名值勤警察，不断地哀求。在昆明市第二个“市长接待日”，近千名群众在接待地点等待着。该市首个接待日已发放接待号码1250个，为能拿到接待序号，几十名群众头天晚上就连夜排队等候，有的甚至打地铺露宿。按每月接待日接待100位计算，至明年3月才能完成已发号码受访市民的接待。（4月2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我认为，昆明“市长接待日”如此受热捧，并非什么好现象，倒令人疑窦丛生。首先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在如此众多的请求市长接待的群众中，真正必须有市长“拍板”问题才能解决的不会有多少，绝大部分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就能处理的事情。他们为什么非要“舍近求远”、“舍易求难”地“高攀”市长呢？很明显是因为基层和有关部门没有很好地尽职尽责把问题处理好，使问题向上集中，拥到了市长这里。从某种角度上来看，“市长接待日”受热捧的现象就是检举信，它在检举相关部门的作为不力或失职渎职。报道介绍，一位被接待的76岁老人，他的儿子被杀，法院判决了多年，至今却没有拿到判决赔偿款。显然是相关法院没有把事情处理好，逼着老人向市长求助。如果市政府各相关部门都能按照规定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，做好份内工作，哪里还会有这么多市民自找麻烦、高攀市长？所以笔者以为，“市长接待日”不仅要帮助上访群众排忧解难，同时要记下相关部门的“流水”，追究其作为不力或不作为、致使群众上访的责任，并视情节给予必要的处罚，以增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心，提高其为执政为民、办实事、办好事的自觉性。
其二，热捧“市长接待日”实质是热捧权力。报道说，首个“市长接待日”受理了上访100件，除其中9件不属于受理范围，其余91件信访事件的主体部门都按法定程序和相关政策进行了办理。既然有关部门都按规定办理了，群众为什么还要找市长，其主要目的不外乎两点，一是认为所办不公，请市长为民作主，责令重新办理；一是对处理结果不满意，希望市长“法外施恩”，变更既定结论。按说，如果相关部门都是按照规定办理的，市长也是“爱莫能助”的，因为市长不应该推翻部门依法行政的结果。然而在现实社会中，老百姓“权力至上”的情结依旧浓重，在许多人的眼里“权大于法”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（党委书记尤甚）无所不能，可以说颠就颠、说倒就倒。形成这种状况，既与中国源远流长的“官本位”、“权本位”的人治文化传统有关，也与当前一些地方主政官员“家长制”、“一言堂”的作派不无关系。可以说，昆明“市长接待日”受热捧，正是其社会法治氛围欠缺的反映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讲，笔者倒是希望，“市长接待日”冷清一些好。“市长接待日”的冷清，既说明基层和政府各部门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了，不需要找市长了，也说明社会法治观念增强了，人治观念淡化了，只要下面依法遵规处理好了的事情，往上找谁都是白搭。
最后需要声明一下，就本文的初衷而言，毫无诋贬昆明“市长接待日”的意思。“首长接待日”的做法并非昆明首创，其他地方多年前就搞过了，有的地方“上行下效”，层层级级、方方面面都搞“首长接待日”。不过，很少听说有坚持下来的，多是“秀”几场热闹就“熄火”了，是领导失去了热情和耐心而主动“歇场”，还是群众已经没有问题需要向“主政官员”反映？如果是后者，那倒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。现在昆明搞“市长接待日”，较之于那些“先行者”，当属“后来居上”，“后起之秀”。“首长接待日”应当肯定，且不要说能具体替老百姓解决多少具体问题，最起码是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、倾听百姓呼声的渠道。希望昆明的“市长接待日”不要像其他有些地方那样“昙花一现”，而能持之以恒地坚持“接待”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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